央媒看四川丨出川抗战：何以“无川不成军”

盛夏时节，四川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馆座无虚席，人们在这里喝茶、采耳，享受着安逸时光。时间回到88年前的初秋，同样的地方，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几十万川军，身穿破旧的军衣，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装备落后、缺粮少弹、草鞋单衣，川军一度被认为是“杂牌军”。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与日寇进行了无数次艰苦、惨烈的斗争，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守卫了全部前线战场五分之一的国土，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美誉。

图为四川渠县从军的知识青年到重庆入营

四川作为战时中国的大后方，是中国抗战主要兵源、粮源供给地之一，是战时中国各项军需、民用物资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为全国抗战胜利付出了牺牲，作出了贡献。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1937年冬，四川北川曲山镇(时属安县)爱国青年王建堂组织青年志愿者100 余人，自称“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王建堂之父王者成用白布制旗一面送子出征，白旗正中大书一“死”字，右边题写“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题写“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当在欢送抗日战士开赴前线的群众大会上展示“死”字旗时，会场上群情勃发。成都新闻媒体登载以《模范父亲》为题的报道，褒扬“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

这个感人的故事，只是四川人民积极投身抗战的一个缩影。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四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全国共征选应征青年10余万人，四川人就有4万人以上，居全国之首。

“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这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官职最高的川军将领李家钰在出川抗战前誓死的决心。

四川省蒲江县的李家钰雕像

抗战八年中，正面战场抗日军队每五六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平均每17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万余人，受伤35.6万余人，失踪2.6万余人，共计64万余人。

四川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中记录：340万川军参加抗日，牺牲惨烈，居全国之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四川虽未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四川却向全国提供了20%的兵源……

奉献不甘国人后

抗战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沦陷，四川承担了全国50%的财政支出，是各省中负担最重的。四川不仅出兵最多，还创造了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力最多的纪录。

粮食是抗战的主要物资之一。为了保障抗日军粮的供应，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404万石，占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国破家何在?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四川人民义无反顾，慷慨赴难，不仅以认购公债、组织义卖等形式支援前线，还涌现出儿童收集废钢铁上交政府、乞丐捐出自己一顿饭钱、妇女昼夜“加班”为前方将士缝制御寒衣物等感人故事，所有四川人都行动起来，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

1944年7月，四川自贡妇女用捐献的金戒指、金手镯等缝制的”爱“字图案

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食盐紧张，四川自贡作为我国最大的井盐产地，顶着日寇战机的狂轰滥炸，努力增产，1938年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100市斤)，力求保证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省的食用盐需要。抗战期间，自贡盐场共计产盐约193万吨，上缴盐税可支持27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

1940年，有着“民国侠女”之称的施剑翘随母旅居四川合川县(今重庆合川区)，在目睹日机轰炸县城的惨状后，她在合川县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当时只有74万人口的合川县，3个月内就捐献出45万元法币，购买了3架战机，引发了全四川的民众献金献机风潮并传播到全国。

1943年11月，在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成立不到1个月，担任总会长的冯玉祥就携夫人李德全亲临自贡，在蜀光中学操场召开的节约献金救国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倡导大家献金救国。自贡市各界共捐款200多万元法币，冯玉祥称誉自贡自流井为献金运动的发祥地。

1944年6月，中日双方大兵团开展长江大决战，冯玉祥第二次到自贡发动大规模抗日献金运动。在盐商的强力推动下，此次募捐最终募得法币1.2亿元，自贡人均献金超500元。此次献金不仅创下全国城市献金捐款数额最高记录，还创下了包括个人捐款数额、人均捐款数额等21项全国之最。

不仅如此，四川所供物资频繁出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四川黑白猪鬃运销各同盟国制作枪炮及机器刷，四川生丝供应同盟国用以制作空军降落伞，四川水泥用以修建军事要塞堡垒……

为了保障抗战运输通畅，四川动员250万民工抢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4条公路干线。民工们用錾子、锄头、扁担等简陋工具挖土运石，昼夜赶工，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劳动，在1940年开通了这4条公路干线。

抗战期间，四川新扩建空军基地33处。1943年12月，为了紧急修建和扩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战略轰炸机机场和5个驱逐机机场，四川动员了29个县50万余民工抓紧施工，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修建任务。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6吨。

“山高水长”

抗战期间，先后落脚四川的高校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2%。在川高校占据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助力发展教育、推动抗日文化宣传、培养战时人才。

以四川宜宾李庄为代表。抗战时期，受“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6字电文的倾情相邀，国立同济大学辗转内迁李庄。随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等文教科研机构陆续迁驻于此。

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前，为感谢李庄张氏族人，大师们留下“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殷墟考古大家董作宾用古朴自然的甲骨文书法题额“山高水长”，历史学家陈槃撰文，劳榦书丹。拳拳感恩心，依依惜别情，跃然碑上。

时至今日，一所所与四川有着深刻渊源的研究机构和高校纷纷反哺曾经给予过温暖和庇护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当年的恩情。

1940年，中国幼儿教育的先驱陆秀来到成都，主持开办了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并首创婴儿部，为推动战时保育工作和婴幼儿教育事业亲身进行实践与探索。此后，她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幼师骨干。

为保存中国工业实力，支援抗战，大批工厂企业迁往四川。这次民族工业的西迁，对保存中国军事实力、支援前方抗战起了极大作用。同时，大批工厂的迁入，给落后的四川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强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力量，也带动了大量科技文化人才的内迁，为传播和交流科技文化知识、提高四川科技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

位于成都人民公园（原少城公园）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刘坤 摄

地处成都市中心的昔日抗战川军出发地人民公园外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公园门口屹立着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的无名英雄铜像身背大刀、斗笠，手握步枪，目光坚毅，守望着今日之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