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见证梁思成阆中之行

当年8月下旬，梁思成与重新组建的营造学社主力人马——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开始了对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的考察。9月底，他们抵达成都及周边地区，往返于岷江、川陕公路、嘉陵江沿线，实地踏勘当地的崖墓、石窟、摩崖、古建筑等。

一天，在一片细雨中，船行至苍溪与阆中交界处的涧溪口，梁思成一行发现右岸岩壁上有一大片摩崖石刻，这是在以前的资料中未曾见到的。于是，他们“急泊舟往视”。

在《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下同）中有这样记载的，“（阆中）县治西北二十里，嘉陵江西岸涧溪口北半里，有隋唐摩崖数处，东向略偏北。主龛下，承以须弥座，雕壶门数间，座上小佛约千尊。千佛之中，一龛特大，主像垂双足坐，上覆菩提树；左右尊者菩萨各二躯，座下刻卷草及二狮，布局题材与广元绵阳诸例为近。千佛之南，一龛无铭记。北侧之龛，以二树为背景，题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其侧一碑，文字剥落殆尽，依碑有雕刻。再北三龛，旁题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铭文三行，佛像作风，视南侧诸刻略早。”

次日上午，梁思成在时任阆中县长的喻颖光陪同下，参观了汉桓侯祠、铁塔寺、文昌宫等地，并作了详细的考察笔记。

《梁思成全集》载，“桓侯祠在县政府，南向。次重檐建筑一座，上檐斗栱，似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物，惟下檐经清代改修。其后堂殿二重，联以穿堂，平面若工字型，内祀桓侯像。后殿之北，有塚隆然，即侯埋骨处。”

“县治东门内铁塔寺，现为川康绥靖副主任潘文华之行署。门内东侧一亭，覆铜钟铁幢各一。钟高1.08公尺。下口径0.58公尺，但另一向径0.54公尺，非正圆形。钟身以纵篆四，横篆三。其交午处，有莲树突起，殆即击钟处。钟顶迤伏莲一周，中为龙纽，制作甚美。据铭记，乃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庆林观主蒲应真铸。后不审何时，移置阆中。清乾隆间，自保宁府署凤凰楼，迁于署内神祠，嗣又迁文庙。近岁乃移铁塔寺，与天宝铁幢并列焉。”

第三天，梁思成一行参观了观音寺、北岩寺等地。

《梁思成全集》记载，“观音寺在县治东北三里，明成化间自城内迁此，现改中山公园。山门南向，猿偏西。门内堂殿三重，规制颇巨，惟寺中古物，仅明正统铁钟一具而已。”

“清真寺前廊为教徒脱覆之所，进深四架，面积颇巨。廊以内，深十一架。因礼拜于是，余部铺以木板。西北隅，设诵经台一座。其后堂西壁之龛即尔撒，通指麦加圣地。”

第四天，梁思成一行来到青崖山，对零星棋布的多龛造像摩崖石刻进行了详细考察。

《梁思成全集》载，“自县治循环公路东南二十里，过双龙场，再三里，公路西段，有造像多龛，零星棋布，若断若续，而主龛位于南端。龛约阔六公尺，高四公尺余。台基刻壶门一列，内镌乐队，尚生动；台上主像垂足坐，足踏俯莲。左右侍立菩萨尊者各四尊，惟外角金刚，已毁其一。诸像之后，以浮雕多尊为背景，曾见梓潼千佛崖唐刻，但此龛诸像，长身细腰而手过短，比例权衡，绝非唐刻。《县志》谓凿于宋淳熙间，似可信。”

梁思成一行观摩之余，对摩崖、古建、石刻、寺庙等一一拍照、绘图、测量、考证已经风化但尚能辨识的人文信息。直到70多年后，梁思成的百年华诞，亲人、学生对其卷帙浩繁的资料爬梳整理，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整理出版了《佛像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考察札记。

这次对四川、重庆等地摩崖、古建筑、石刻的考察，历时半年之久，梁思成一行跑了35个县，勘察测绘了370余处古建筑、石刻、摩崖等。

1939年初春，梁思成因患脊椎软组织硬化，卧床休息了将近半年。躺在床上的他正好谋划很久以来的夙愿：对西南地区的摩崖、古建筑、石刻等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作者：王萌